王录生校友简介：王录生，我校计 53 秋班毕业。1954年考入上海财经学院，后转中南财院，毕业后，在贵州省遵义专员公署工作。1986年任贵州计划管理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副教授。并加入民建。历任民建贵州省委员会副主委、主委。2003年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曾任第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历任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四、五、六、七、八届中央委员。多年从事经济研究，发表各类文章200余篇。已出版《诤言》、《贵州的“三无”与环境》、《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参政党理论的探索与实践》、《环境立省与资源开发》。
扎根老区的民建专家
——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王录生校友
他，出生在江南气候宜人的小城，却把根扎在贵州的穷乡僻壤；他，毕业于财经院校的高材生，却响应祖国的号召到了革命老区；他，怀揣文学梦想，却书写着贵州经济发展的大文章。他就是我校著名校友，原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王录生。
一位扎根西部的热血青年
1953年，他从浙江省杭州商业学校（现浙江工商大学）。一年后，以优异成绩考上了上海财经学院。1958年毕业与中南财院，他积极响应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带了背包只身来到贵州遵义报到。
1963年，他就在《经济研究》第6期发表《关于社会主义企业资金核算的若干问题》；1964年11月在《光明日报》发表《商业和商品流通的含义及相互关系》等论文。改革开放以来，他从事经济理论、地区经济、民族经济等研究。先后发表了《民族地区经济滞后的原因及对策研究》、《石漠化和生态建设》、《“石漠化”从书斋走向社会》、《我看贵州的“雷锋现象”》等200余篇论文和文章。
从基层行政单位到贵州计划管理干部学院，无论是做计划统计工作，还是当老师教书育人，他一直都以贵州地方经济发展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特别是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领域，他凭多年的研究，形成并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早在1990年代，他就针对贵州的日照时间、积温、无霜期、土地肥力、农田平整度等农业生产条件并无优势的情况，提出了要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和生态农业，积极开发非耕地等建议。
一位促黔发展的资深专家
贵州是多民族省份，由于历史、地理、社会等各种原因，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但是，贵州复杂多变的地质结构使之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他结合贵州实际提出，除了开发矿产资源以外，更应重视开发特有资源，例如：开发旅游、气候资源，大力发展旅游、避暑休闲等第三产业。还提出了许多加快经济发展的建议。例如，他是国内首位提出“引进省外资金”的学者。（过去引进“外资”是指境外“资金”）。他也是在西部大开发之初就一直呼吁要重视环境保护的专家之一。他发表了许多关于重视发展“生态经济”、“地方经济”、“产业经济”、“民族经济”、“民营经济”等文章，收集在《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一书中。
王录生是少数最早关注贵州石漠化问题的专家。他利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身份呼吁各界重视和解决石漠化问题。贵州是全国石漠化面积最大、程度最深、危害最严重的省区。贵州国土面积的73%是岩溶山区，表土非常薄。随着人口增多，植被破坏，导致水土流失，岩石逐渐裸露。形成了人类难以生存的石漠化问题。1999年中央作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提出了西部生态建设问题。大家都关注是我国西北的沙漠化和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问题。但对西南地区的石漠化问题关注和知道的都不多。出于学者的敏感和人大代表的责任感，提出了相关的细致调查，形成了《重视石漠化地区生态建设问题》的报告。他说：“我当时把这份报告作为‘礼物’送给了时任省长钱运录（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钱省长向视察贵州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汇报，从而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国务院先后出台了相关的措施，加强了西南地区的石漠化综合治理工作。
1988年—2002年他当选第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深入各地了解情况。1990年代，虽然贵州民族地区大部分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但多数地区的教育还是欠账很多。那里的孩子辍学率较高，基础教育的软硬件设施都严重不足。他深知贵州由于地理劣势，经济欠发达，本身投入教育的经费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已经很高，大多是吃饭财政的地方政府，无力解决这些问题。于是，他想到了“捐资助学”，他以民建省委的名义邀请各界人士到贵州来参观考察，鼓励他们捐资助学。如香港的黄佩球先生目睹了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和破败的教学楼，即决定捐资在民族地区建希望小学。仅黄老先生及其家人，就在1997—2007年间，用其养老金及遗产1118万元共建了65所希望小学。2007年，当他从省政协副主席上退下来，十年间，他从各方引进的捐赠资金共计3100多万元，建希望小学200多所，以及上百万元的贫困学生助学奖金等。为民族地区办了一些好事、实事。每所希望小学奠基或落成时，只要有空，他都设法去参加典礼并讲话，既感谢投资人的慷慨解囊，还鼓励孩子们要好好学习，不要辜负捐资人的期望，长大后要为振兴中华作贡献。
一位痴迷文学的有才之士
1953年，从浙江省杭州商业学校统计专业毕业的王录生，本来憧憬着进大学学文学，一偿自己的文学夙愿，结果却被上海财经学院录取。开始他仍醉心于文学世界，大一时只要一有空就看小说和读文艺理论书。后来才意识到今后不可能从事文学事业，开始转向专业学习。1958年，正值大跃进热潮，工作十分紧张，但不论工作到多晚，他都要坚持每天看半个多小时的书。
对文学的爱好，帮助他从事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写作，，写了不少论文和文章。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期间，他写了许多参政议政的意见和建议。他的这些成果收在《诤言》一书中。
直到花甲之年，在任省政协副主席分管文史工作时，他才有机会写一些游记、杂文和文史方面的文章。他参观湄潭的浙江大学抗日时期西迁历史陈列馆，就写了《伟大的“文军”长征》。参观义乌小商品市场，就写了《重访义乌小商品市场》，回忆童年时的拨浪鼓。当然，更多的是有关贵州的种种故事，转眼间，案前又是厚厚地一叠书稿，这就是后来出版的《贵州的“三无”和环境》一书。
王录生是个学者，科学严谨地解析社会问题；他是个官员，远见卓识地推动着地方发展。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对未来有了一份淡定和从容。现在他仍然坚持写一些散文，记录人生的点点滴滴······。虽到“古稀之年”，不久前，他又和一些有志于石漠化治理的专家、学者、企业家以及志士仁人，组建了“贵州民科石漠化治理研发中心”，开始了一番新的事业，走上了新的征程。他说：“这是我人生最后的一个工作岗位”。
（编辑：张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