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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录生
发布时间:2012-3-1

王录生校友简介:

王录生,我校计 53 秋班毕业。1954年考入上海财经学院,后转中南财院,毕业后,在贵州省遵义专员公署工作。1986年任贵州计划管理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副教授。并加入民建。历任民建贵州省委员会副主委、主委。2003年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曾任第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历任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四、五、六、七、八届中央委员。多年从事经济研究,发表各类文章200余篇。已出版《诤言》、《贵州的三无与环境》、《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参政党理论的探索与实践》、《环境立省与资源开发》。

扎根老区的民建专家

——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王录生校友

他,出生在江南气候宜人的小城,却把根扎在贵州的穷乡僻壤;他,毕业于财经院校的高材生,却响应祖国的号召到了革命老区;他,怀揣文学梦想,却书写着贵州经济发展的大文章。他就是我校著名校友,原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王录生。

一位扎根西部的热血青年

1953年,他从浙江省杭州商业学校(现浙江工商大学)。一年后,以优异成绩考上了上海财经学院。1958年毕业与中南财院,他积极响应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带了背包只身来到贵州遵义报到。

1963年,他就在《经济研究》第6期发表《关于社会主义企业资金核算的若干问题》;196411月在《光明日报》发表《商业和商品流通的含义及相互关系》等论文。改革开放以来,他从事经济理论、地区经济、民族经济等研究。先后发表了《民族地区经济滞后的原因及对策研究》、《石漠化和生态建设》、《石漠化从书斋走向社会》、《我看贵州的雷锋现象》等200余篇论文和文章。

从基层行政单位到贵州计划管理干部学院,无论是做计划统计工作,还是当老师教书育人,他一直都以贵州地方经济发展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特别是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领域,他凭多年的研究,形成并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早在1990年代,他就针对贵州的日照时间、积温、无霜期、土地肥力、农田平整度等农业生产条件并无优势的情况,提出了要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和生态农业,积极开发非耕地等建议。

一位促黔发展的资深专家

贵州是多民族省份,由于历史、地理、社会等各种原因,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但是,贵州复杂多变的地质结构使之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他结合贵州实际提出,除了开发矿产资源以外,更应重视开发特有资源,例如:开发旅游、气候资源,大力发展旅游、避暑休闲等第三产业。还提出了许多加快经济发展的建议。例如,他是国内首位提出引进省外资金的学者。(过去引进外资是指境外资金)。他也是在西部大开发之初就一直呼吁要重视环境保护的专家之一。他发表了许多关于重视发展生态经济地方经济产业经济民族经济民营经济等文章,收集在《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一书中。

王录生是少数最早关注贵州石漠化问题的专家。他利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身份呼吁各界重视和解决石漠化问题。贵州是全国石漠化面积最大、程度最深、危害最严重的省区。贵州国土面积的73%是岩溶山区,表土非常薄。随着人口增多,植被破坏,导致水土流失,岩石逐渐裸露。形成了人类难以生存的石漠化问题。1999年中央作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提出了西部生态建设问题。大家都关注是我国西北的沙漠化和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问题。但对西南地区的石漠化问题关注和知道的都不多。出于学者的敏感和人大代表的责任感,提出了相关的细致调查,形成了《重视石漠化地区生态建设问题》的报告。他说:我当时把这份报告作为礼物送给了时任省长钱运录(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钱省长向视察贵州的国务院总理朱基汇报,从而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国务院先后出台了相关的措施,加强了西南地区的石漠化综合治理工作。

1988—2002年他当选第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深入各地了解情况。1990年代,虽然贵州民族地区大部分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但多数地区的教育还是欠账很多。那里的孩子辍学率较高,基础教育的软硬件设施都严重不足。他深知贵州由于地理劣势,经济欠发达,本身投入教育的经费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已经很高,大多是吃饭财政的地方政府,无力解决这些问题。于是,他想到了捐资助学,他以民建省委的名义邀请各界人士到贵州来参观考察,鼓励他们捐资助学。如香港的黄佩球先生目睹了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和破败的教学楼,即决定捐资在民族地区建希望小学。仅黄老先生及其家人,就在1997—2007年间,用其养老金及遗产1118万元共建了65所希望小学。2007年,当他从省政协副主席上退下来,十年间,他从各方引进的捐赠资金共计3100多万元,建希望小学200多所,以及上百万元的贫困学生助学奖金等。为民族地区办了一些好事、实事。每所希望小学奠基或落成时,只要有空,他都设法去参加典礼并讲话,既感谢投资人的慷慨解囊,还鼓励孩子们要好好学习,不要辜负捐资人的期望,长大后要为振兴中华作贡献。

一位痴迷文学的有才之士

1953年,从浙江省杭州商业学校统计专业毕业的王录生,本来憧憬着进大学学文学,一偿自己的文学夙愿,结果却被上海财经学院录取。开始他仍醉心于文学世界,大一时只要一有空就看小说和读文艺理论书。后来才意识到今后不可能从事文学事业,开始转向专业学习。1958年,正值大跃进热潮,工作十分紧张,但不论工作到多晚,他都要坚持每天看半个多小时的书。

对文学的爱好,帮助他从事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写作,,写了不少论文和文章。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期间,他写了许多参政议政的意见和建议。他的这些成果收在《诤言》一书中。

直到花甲之年,在任省政协副主席分管文史工作时,他才有机会写一些游记、杂文和文史方面的文章。他参观湄潭的浙江大学抗日时期西迁历史陈列馆,就写了《伟大的文军长征》。参观义乌小商品市场,就写了《重访义乌小商品市场》,回忆童年时的拨浪鼓。当然,更多的是有关贵州的种种故事,转眼间,案前又是厚厚地一叠书稿,这就是后来出版的《贵州的三无和环境》一书。

王录生是个学者,科学严谨地解析社会问题;他是个官员,远见卓识地推动着地方发展。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对未来有了一份淡定和从容。现在他仍然坚持写一些散文,记录人生的点点滴滴······。虽到“古稀之年”,不久前,他又和一些有志于石漠化治理的专家、学者、企业家以及志士仁人,组建了贵州民科石漠化治理研发中心,开始了一番新的事业,走上了新的征程。他说:“这是我人生最后的一个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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